出身绿林的张作霖 使用大元帅称号另有缘由

时间:2021-08-10 16:20

       1926年初,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后,奉系军阀张作霖再次控制了北京政府。至1927年(民国十六年)6月18日,张作霖扔下手中的木偶傀儡,自己粉墨登场直接走向了前台,成立了安国军政府,出任国家最高统帅——“陆海军大元帅”,以军职摄行元首职权。此时距段祺瑞辞去“临时执政”,国家元首之位空缺已有一年多。

       当时奉系之所以直接将“大元帅”就定为最高统帅的名称,而不用“总统”、“执政” 之名,是因为他们认为当时的“北京政府”正处于战时,而面对的敌人是北伐的“国民革命军”,彼此之间不再属于“北洋系”的内斗,已经没有通融的余地,到了非战不可的地步。用“大元帅”的称号,更有利于以此来号令全体将士。

       同年,天津造币厂还为此专门铸造了纪念币,该币的正面为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的半身戎装相,上钤“中华民国十六年”;背面正中为当时的国徽“龙凤黼黻”图,表明其已代表“民国政府”行使统治权。珠圈外上钤“纪念币”,下为英文“ONE DOLLAR(一元)”,左右分钤花饰间隔。此币还有另一版别,“中华民国十六年”处钤“陆海军大元帅”。

       张作霖在民国确实是个传奇。这位自称出自“绿林学校”的军阀,最终竟能当上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,成了最高统治者。

       生于乱世的张作霖发家起于草莽,年仅二十岁就加入了土匪帮。1900年“庚子之变”期间沙俄侵占了中国东北,地方政府瘫痪。张作霖趁机在其家乡组织保险队维持治安,得到了乡人的认同,由此声名鹊起,并通过兼并其他匪帮不断发展壮大。

       1902年,27岁的张作霖接受了当地政府“新民府”的诏安,被任命为帮带(副营长)。他虽出身草莽,没什么文化,但却极其聪明,且为人仗义大方,带兵名声甚佳;他善于钻营,颇受上司赏识,因而官运亨通,不断升迁。到“武昌起义”爆发时,带兵入奉天省城镇压革命党人的张作霖,其统帅的兵力已达十五个营。

       待民国成立后,他及时改换门庭,被任命为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授中将衔,并受到袁世凯的接见。他通过向袁世凯效忠,支持其“速正大位”,1916年被其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,终于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握于手中。

       袁世凯死后,他依旧是上下其手、左右腾挪,先是支持段祺瑞“武力统一”,借机扩充奉军。接着利用旧情,让并无实权又急于培养羽翼的大总统徐世昌,任命自己为“东三省巡阅使”。至1919年,他先后通过兼并黑龙江和吉林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东北王”。

       此后的张作霖不再满足于偏安东北一隅,开始逐鹿中原,逐渐成为中国政坛翻云覆雨的关键人物。

       他先是在1920年的“直皖战争”中助直反皖,随后被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令其兼任了“蒙疆经略使”,使他将热河、察哈尔、绥远三个特区又收入囊中,进一步扩大了势力范围,甚至还进京推荐代理人组建了梁士诒内阁。

       1922年他因与吴佩孚之间发生矛盾,第一次“直奉战争”爆发,张作霖战败,被迫退回关外。但他却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,宣布东三省独立,并自任“东三省保安总司令”。

       1924年,张作霖将奉系的六个军组建成“镇威军”, 卷土重来再次入关,与直系展开第二次“直奉战争”。他利用冯玉祥的倒戈,将直系打败。获胜后为平衡各派利益,他和冯玉祥推举了已无军队的段祺瑞出任“中华民国临时执政”。而段祺瑞后因“三·一八”惨案被迫辞职,只干了不到一年半。

       1925年10月,直系的后起之秀孙传芳通电反奉,“浙奉战争”爆发。而指挥奉军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郭松龄却联合冯玉祥反水,通电讨伐张作霖,连奉军的第一方面军司令李景林也随之宣布“中立”。

       危急中的张作霖向日本关东军求救,在日军的帮助下,将郭松龄剿杀。其后奉军却又与直系联合进攻了冯玉祥的国民军,将其打败。因冯玉祥之前的反水,直系对其恨之入骨。冯玉祥败归西北后,通电下野。

       1926年(民国十五年),再次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张作霖,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。7月,国民革命军已开始北伐,并迅速占据了半壁江山。惊慌失措的各地大小残余军阀聚集在了张作霖的周围,包括战败后的孙传芳,也北上归附了奉系。

       11月,张作霖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,组建了“安国军”,直、鲁、豫等十五个省联合推举其为总司令,自然他也就成了陆海军大元帅。但此时的陆海军大元帅尚是军职,并非国家元首。

       当时天津造币厂已在其控制中,遂铸币纪念。与之后铸造的“十六年纪念币”不同的是,正面肖像上钤“陆海军大元帅”。而背面币缘上方钤纪年“中华民国十五年”,中央珠圈内,则是上为太阳放射着光芒,下为“纪念”二字,左右嘉禾环绕。因为它只是纪念 “安国军” 组建,张作霖出任总司令和海陆军大元帅。而“安国军政府” 当时还尚未成立,因而并未使用“龙凤黼黻”的国徽图案。

       “安国军”其实最早是出自晚唐时期藩镇军队的名号,作为偏安东北的地方军阀却把持着朝政,张作霖此时打出这一名号自然有为自己正名之意,觉得天降大任于他“定国安邦”。

       任安国军总司令后,张作霖却宣布“反共讨赤”,查封进步报馆,处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,镇压五卅运动,以此来对抗“北伐”。

       他的这些举动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同,蒋向其提出“南北议和”。只要他信奉“三民主义”,将“安国军”改为“国民革命军”,可由其出任“东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”,东北仍维持原貌。

       但张作霖却并不买账。因为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后,又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,已造成 “宁汉分裂”,导致“北伐”终止了。这为张作霖赢得了喘息之机,他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。

       为了稳定北方局面,继续求得国外列强的支持,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张作霖索性亲自披挂上阵,于该年6月,在北京组建了“安国军政府”,并自任“陆海军大元帅”,登上了中国政府的最高宝座,同时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。他幻想着以黄河为界,与“南京国民政府”南北分治。

       1928年(民国十七年)4月,北伐军内部经过妥协整合,特别是“宁汉合流”后,蒋介石又联合冯玉祥、阎锡山开始了“二次北伐”。

       至5月底,北伐军开始对奉系发起总攻,奉军全线崩溃。被迫退至沧州、琉璃河一线,北京、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。张作霖见大势已去,遂发表“出关通电”,声称“在救国志愿未尝之时,绝不忍穷兵黩武,祸延中外”。其下令部队退回关外,向东北收缩。6月3日,他乘火车在回沈阳途中,行至皇姑屯却被日本关东军炸死。

       该年,天津造币厂依然铸造了纪念币,但该币与之前所铸两币有明显的差异。币正面的铭文只是简单的“大元帅纪念币”,所选用的张作霖肖像换成了便装,形象也苍老了许多,远没有了之前的精神状态。背面币缘上钤“中华民国十七年”,下为英文“ONE DOLLAR(一元)”,中央的图案也换作了交叉的双旗图案,即“铁血十八星旗”和“五色旗”。这些微妙的变化,不知是否也反映了其当时的心态。

       与关东军多有合作的张作霖最后却被其炸死,让人有些不解。其实张作霖作为长期盘踞于东北的地方军阀,难免与占据了辽东半岛的日本关东军纠缠不清。

       日本对我国东北垂涎已久,自晚清起就与俄国在此激烈争斗。张作霖发迹于“日俄战争”期间,他先是为俄军卖命,后又为日军效力。他秉持着“有奶便是娘”的土匪生存之道,“谁给我好处,我就帮谁”。日本在与俄国的争斗中渐渐占得了上风,张作霖在清末民初这一敏感时期,为了能够“督奉”也曾倾心与日本人结交。

       在其随后逐鹿中原的几次大战中,他对日本也都是相当地依赖。特别是第二次“直奉战争”期间郭松龄反奉,张作霖向日本求助,日本人趁机向其提出签订密约的要求,以谋取在东北的更大利益,作为对其出兵襄助的条件。当时慌不择路的张作霖一口应允,关东军随即出兵四万人助战。

       但事后他就反悔了,于是他念起了“拖”字诀,采取无期限地拖延策略,与日本人虚与委蛇。关东军受此愚弄,自然对他恨之入骨,便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
张作霖盘踞东北,遇事与日本人周旋,势所必然。其努力支撑危局,确有其难处,不能把他与日本人的周旋,就简单地称之为媚日卖国,其实他还是能守住底线的。

       “安国军政府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,但张作霖最后的结局却令人唏嘘,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,也是“中华民国”整个国家的悲哀。一个国家的元首,竟被外国侵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杀害。

       纵观张作霖的一生,确实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出生于草莽,并没受过正规的教育,其处世为人方式、是非道德标准、人生观,甚至多来自于戏曲评书的影响。但他在其发迹的过程中,却能辗转腾挪、纵横捭阖,借中央以震慑地方,借地方以抗衡中央,终登大位。凭着本能竟也闯出了一片天地,倒也应验了“乱世出英雄”。

       民国初年,北洋政府各派军阀之间合纵连横,彼此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,只有共同的利益,正所谓“春秋无义战”。张作霖的发家史,其实正是那个“军阀混战”时代的生动写照。

       声明:本文作者弘毅夫,转载自“铸在钱币上的历史”微信公众号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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